1954年，周恩来同志为解决北京市公共汽车拥挤问题，从北京图书馆站上车，在车厢里和乘客们攀谈，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。下车后，他马上召开专门会议，讨论和制订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。在周恩来心里，为人民做些事情最幸福。
     “为官应立公仆志，从政最贵爱民心。”周恩来同志为解决北京公交拥挤，亲身体验、深入调研、迅速决策的往事，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“为人民做些事情最幸福”的崇高境界。民心如秤，称出的是干部的分量；人民如尺，量出的是政绩的实效。这深刻启示我们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，必须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价值原点，将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，将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，在躬身实践中创造出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。
     政绩观的首要问题，是为谁创造业绩。周恩来同志的行动给出了最清晰的答案：为了人民。 正确的政绩观，必须彻底摒弃“唯上不唯实”、“唯己不唯民”的错误倾向，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。要深刻认识到，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，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、维护好、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。因此，创造政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只能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这意味着，谋划发展、制定政策、推进工作，首先要问需于民、问计于民，看是否符合群众意愿、是否回应群众关切、是否带来群众实惠。凡是脱离群众需要、损害群众利益的所谓“政绩”，无论包装得多么光鲜，都是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，甚至可能是劳民伤财的“负政绩”。唯有像周恩来那样，将“爱民心”融入血脉，将“公仆志”践行于行，才能确保政绩观的价值航向永不偏离。
     周恩来同志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、看材料，而是登上公交车，与乘客攀谈，实地感受拥堵之苦。这揭示了创造真政绩的根本方法：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、到群众中去，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作为决策施政的基础。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更没有决策权。正确的政绩，不是闭门造车“造”出来的，不是材料堆砌“写”出来的，而是双脚沾泥“走”出来的，是倾听民声“听”出来的。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调研，杜绝“走马观花”、“蜻蜓点水”。要扑下身子、沉到一线，到困难多、群众意见集中、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，掌握真实情况，发现真问题。只有把群众的“急难愁盼”摸清摸透，把矛盾的症结找准找实，提出的思路、制定的措施才能对症下药、切实管用。调查研究的过程，既是了解情况的过程，也是密切联系群众、增进群众感情的过程，本身就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。
      周恩来同志下车后立即开会研究解决措施，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实效。这指明了评判政绩的最终权威：人民。 “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，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。”政绩好不好，不能由干部自己说了算，不能只看报表数据，更不能只看上级评价，最终要看人民群众是否认可、是否受益、是否满意。要把为群众办了多少好事实事、解决了多少实际困难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。要畅通群众评价和监督的渠道，自觉将工作成效置于群众的“放大镜”和“聚光灯”下，用群众的“脸色”来检验政绩的“成色”。群众笑脸多、点赞多，说明工作做到了心坎上；群众有怨言、不满意，就必须深刻反思、及时整改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倒逼干部追求实实在在、没有水分的业绩，创造出让群众看得见、摸得着、得实惠，真正拍手称赞的好政绩。
       民心是最大的政治，为民是最大的政绩。周恩来同志“乘车调研”的典范，钱学森“三次激动”的坐标，共同指向共产党人政绩观的精髓：它源于对人民的赤子之心，成于为人民服务的扎实行动，最终由人民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来定义。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，广大党员干部当时刻以“民心”为秤、以“实绩”为尺，将“为民造福”内化为价值追求，外化为自觉行动，创造出更多惠及当下、利及长远的过硬政绩，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，书写下无愧于“人民公仆”称号的壮丽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