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1年，当钱学森同志看到自己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列为与雷锋、焦裕禄、王进喜、史来贺并列的“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”时，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这份激动，并非源于个人荣誉的叠加，而是源于“能跟他们并列”的深切认同，源于“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”的由衷自豪。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，将能与普通战士、基层干部、石油工人、农民并肩视为最高褒奖，这一动人瞬间，深刻揭示了共产党人正确政绩观的本质：真正的政绩，必须根植于人民，由人民书写，最终由人民评判；真正的光荣，在于与最广大劳动群众融为一体，成为他们中最先进的一分子。
     钱学森的激动，源于被列入“群众的队伍”。这昭示了正确政绩观的首要问题：政绩为谁而树？ 答案只能是：为人民。我们党来自人民、植根人民、服务人民，除了国家、民族、人民的利益，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。因此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都必须是实现好、维护好、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。树立正确政绩观，必须彻底摒弃那种眼睛向上、只对领导负责，或者脱离实际、自我设计的错误倾向。要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，把群众满意不满意、高兴不高兴、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。像雷锋那样在平凡岗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像焦裕禄那样“心中装着全体人民、唯独没有他自己”，像王进喜那样“宁可少活二十年，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”为国家奉献，像史来贺那样带领乡亲共同富裕——他们的“政绩”，都写在群众的心坎上，刻在历史的长卷中。党员干部创造政绩，必须深深扎根于人民这片沃土，从群众实践中汲取智慧，在服务群众中实现价值。
     钱学森等五位优秀代表，岗位不同，事迹各异，但共同点在于：他们都是实干家，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经得起时间和人民检验的实绩。 这指明了创造政绩的正确路径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、求真务实。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不搞劳民伤财的“形象工程”、“面子工程”，不追求华而不实的“数字政绩”、“材料政绩”。正确的政绩，是解决真问题、真解决问题的业绩。要深入基层、深入群众，察实情、出实招、办实事、求实效。对于当务之急，要立说立行、紧抓快办；对于长期任务，要保持战略定力，一张蓝图绘到底，滴水穿石、久久为功。要像钱学森投身国防科技那样，甘坐冷板凳，潜心钻研，追求真理；像基层模范那样，在平凡的岗位上恪尽职守，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。政绩的成色，不在于声势多大、口号多响，而在于是否推动了实际发展、是否增进了人民福祉、是否经得起实践检验。
     钱学森自豪于“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”，这体现了共产党人政绩观的崇高境界：个人的成就归于党和人民，个人的价值在于为集体奉献。 要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、个人与集体、个人与群众的关系。任何政绩的取得，都离不开党的培养、人民的支持、集体的力量。党员干部决不能将成绩视为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，更不能贪功诿过、追名逐利。要学习钱学森主动辞去院长职务、拒绝个人光环、将一切成就归于党和集体的淡泊与谦逊；要弘扬雷锋“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”的奉献精神；要传承焦裕禄、王进喜、史来贺等模范心中装着人民、唯独没有自己的公仆情怀。树立正确政绩观，必须涵养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精神境界和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历史担当，追求泽被后人的“潜绩”，甘当铺路石，乐做栽树人，在服务党和人民事业的集体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，赢得属于劳动者的真正光荣。
     钱学森同志那饱含深情的泪水与自豪，是对共产党人政绩观最生动的诠释：最崇高的威望，来自人民；最坚实的政绩，源于服务人民；最永恒的光荣，属于劳动人民。新征程上，广大党员干部当以钱学森及无数劳动模范为榜样，始终牢记“我是谁、为了谁、依靠谁”，将政绩观的坐标牢牢锚定在人民立场，以实干造福人民，以实绩取信于民，努力成为“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”中的一员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实践中，书写出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。